1952年8月1日清晨，天安门广场上第一声汽笛响起，吊车的钢缆缓缓绷直，数十名工人同时发力，巨大的灰白色花岗岩被稳稳送上月台。有人小声提醒：“今天是动工第一天，千万别出差错。”就在这一刻，三年前的一个场景又浮现在不少人的脑海——那年9月30日，毛主席在同一片土地上铲下第一锹土，一个国家给英雄们的承诺由此写下序言。
奠基典礼其实筹谋已久。1949年初，北京尚未完全从战火中复苏，几位北平市政人员就在讨论：首都总要有一座能让后人抬头便想起牺牲者的纪念物。议案被送到中央，很快得到肯定，只是究竟该放在什么地方，一时众说纷纭。
先有人建议东单，说那边车马人流大，看的人多；也有人看好八宝山，那里埋着革命先烈，气氛庄重。然而周恩来把图纸铺在桌面上，指了指正中的一根红线：“天安门广场，中轴线上。”短短一句，后来的诸多争执瞬间有了方向。
选址还没最终拍板时，周总理亲自爬上天安门城楼。风很大，他眯着眼环顾四周，旁边工作人员问：“总理，这么看有什么结论？”周恩来摇头：“得再走一圈，脚下量出来的距离比眼睛准。”一个上午，他在广场上足足来回测量七次，傍晚才说出那句耳熟能详的话——“位置定下了吗？”
9月30日下午，政协代表刚散会，周恩来又到主席席前低声商量：“趁夜色未深，把奠基典礼办了。”毛主席点头。于是夜幕下车灯一排排射亮广场，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等人依次而立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奏起，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。毛主席挥锹破土时，尘土飞扬，他停了一秒，把锹头压得更深，像是在给这片土地落上一枚钢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晚奠基石比后来实际位置偏北几米，更靠近天安门城楼。设计师梁思成第二年复核尺寸时发现：广场纵深略显局促，再往南挪更协调。于是他托人请示彭真，彭真摆手：“主席忙，方案你们定，量准就行。”就这样，奠基石后来又悄悄向南移动，才有了如今的广阔视野。
纪念碑叫什么、写什么，同样没少费心思。毛主席写下八个大字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，先后誊写两稿，每个字不到一寸见方。1205工厂的技术员拿到稿子先放大，再去毛刺，保证边锋不走样。刘开渠把放大样描了一遍，还嘱咐石工：“哪怕磨掉十把钻头，也不能失了那股气劲。”
碑文由谁执笔，彭真提名周恩来。总理白天批文件，晚上练字，一连写了四十多遍，挑出最满意的一幅递给刘开渠。“字行不行？”周恩来问。刘开渠把稿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只说一句：“够分量，刻上去就是定海神针。”短短150字，之后被制成“阴文圆底”，每一笔都嵌进花岗岩里，深度恰好一公分，既能排水又不易积尘。
1951年国庆，三座不同风格的模型被摆在广场中央，任群众打分。有人偏爱雕像式，有人喜欢碑墙式，但多数人指着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方案说“看着顺眼”。票数统计完毕，方案基本确定：碑体37.94米高，坐南朝北，底座九层。坐向的改变源于周恩来一次登楼，他指着正北说：“长安街来往车辆多，第一眼就要看到毛主席题词。”
正式动工那天，梁思成身体欠佳，仍撑着病体来到工地。他盯着吊车缓缓放下的第一块根基石，轻声嘀咕：“花岗岩没选错，五百年也不怕风化。”旁边年轻技师听不懂，又问：“梁先生，为何把碑身三分之一处收腰？”梁思成抬手比了个弧线：“中国传统屋檐讲‘飞’，西方古典柱式强调‘挺’，收腰就是在‘飞’与‘挺’之间找平衡。”
1953年10月13日，装载碑心石的专列进了前门西站，朱德赶来迎接。他拍着负责押运的老工人肩膀：“这一块石头，是几万条命托着的。”从车站到广场不过两公里，钢管滚轮一路接力，用了足足十二个小时。次年3月7日正式吊装，工地一片寂静，哨声一响，几百双眼睛盯着空中那块重达六十余吨的白石，直到稳稳卡进石槽，一声锣鼓打破沉默，很多人激动得说不出线日，全项目验收完毕。工人撤离前，最后一道工序是给碑文描金。魏长青脱下鞋，赤脚踩在脚手架上，一笔一笔刷，无声却凝重。5月1日揭幕，几乎全城人潮涌向广场，花束铺满台阶。从那天起，这座碑成为首都几何中心的坐标，也成为无数家庭讲述往昔的引子。
有人统计过：从提议、选址、设计到完工，纪念碑共用时九年，参与人员超过万人次，方案修改二百余次。更难得的是，无论争论多激烈，“人民英雄”这四个字始终没被触碰。它们像钉子一样钉在所有人的心里，提醒设计者、工人、乃至后来每一个路过的人——纪念碑的真正主人在地下，在历史深处。
1961年，纪念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之后的岁月里，碑体经历保养、描金、加固，外观几无变化，但材质和工艺却一次次升级。有人说，这叫“修旧如旧”。技术员更多时候只用一句话来解释：“英雄不能褪色，碑也不能。”
今天走进广场，北看五星红旗，南望毛主席纪念堂，东是国家博物馆，西为人民大会堂，正中央这座花岗岩长碑像是一位沉默的哨兵。它不言语，却时时提醒：名字被镌刻的不只有过去，还有一种永不退让的精神。